尽管当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，增速创下新低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在过去几十年中，中国经济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个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这种变化，在每年春节都会上演的红包节目中就可窥一斑。

　　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。如今提到“红包”二字，估计大家不约而同想到的都是微信红包、支付宝红包等。但早些年的红包，那是真正意义上的“红包”——红色的纸做的“包”，当然，让人兴奋的不是那个“包”，而是包里面的内容——钱。

　　红包是个很奇妙的东西，在我们年少且没有收入之前，它是一种收入来源，而当我们步入社会参加工作有了经济来源的时候，它又开始演变成一种支出。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，家族中红包总是从拥有财富的一方流向没有财富的一方，无需交换，也非借贷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红包几乎是一种平衡社会再分配的工具，中国古人的智慧在此彰显得淋漓尽致。

　　但是，当社会经济水平还在温饱线上徘徊时，红包的这一“功能”其实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了。趁着写作此文之机，笔者跟很多人聊起往年红包收入的事，虽然回忆起旧时光好不热闹，但大都恍然醒悟：当年都是被长辈们欺骗过的啊。原来，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，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压岁红包，往往被父母变相收回了。他们有的直接索要回去，美其名曰“帮你保管”，一旦上交再无归还之日；有的虽未要回，但事实上却变成学费或本就有的零花钱的一部分。总之，结果往往是竹篮打水，落得一场空欢喜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大家对当年父母的“无赖”行为还是深表理解的。因为在那样的年月里，每一分钱都有每一分钱的用处，每一分钱都要用得其所。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，社会的发展，红包的意义也开始发生了变化。

　　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大为增长的同时，个人的财富也更加丰富了。除了必要的支出，开始有了多余的闲钱自由支配，那么红包的本来意义就得以还原。大部分人向晚辈们发出的红包不再索回，它成为一种表达慈爱维系亲情的渠道。而对于晚辈而言，这成为一笔真正的收入来源，如何支配他们则成了另一个话题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被互联网变革了的当今社会，红包的概念和意义还在发生着让人始料未及的变化。它不再是春节的专属节目，也不再只是孩子们的蜜糖，“抢红包”成了全年无休、老少皆宜的活动，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：去年除夕当天，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10.1亿次，是前一年的200倍。

　　红包的作用也被“发扬光大”了。互联网支付平台每年都会利用“红包大战”来抢占市场份额，看看今年的各家战前宣言：支付宝斥巨资2.69亿元抢下猴年春晚的独家合作资格，并表示将在春晚拿出高达8亿元的红包；腾讯说微信要拿出朋友圈广告除夕前后10天的收入用来发现金红包，预计金额将达9位数；百度钱包则表示要在1月28日到2月22日，在包括糯米、爱奇艺、手机百度等“百度家族”上发放总价值60亿元的“福袋”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红包还承担了一些隐秘功能。据笔者了解，新一届政府严惩腐败风气，出台八项规定，堵住了一些“人情往来”的渠道，而这些互联网支付平台则为此做了某种填补，很多人通过红包来进行看不见摸不着的利益传输。频繁出现的红包陷阱也在时刻提醒着人们：技术是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能助人也能伤人。

　　在经济社会巨变的过程中，即使是小小的红包也在跟着不断变化，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享受这一福利的同时，也应当理解其背后的逻辑，知晓当中的利益关系，识别其中的风险，正确对待之。（方海平）